雷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研究院学术副院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

  关于三星堆的一切，总让人魂牵梦绕，充满好奇。从1927年，第一批玉石器在燕家院子被发现，到1934年的首次科学发掘，再到1980年真正大规模、系统开展三星堆考古工作。人们终于在1986年，迎来了一号、二号坑的“一醒惊天下”，世界也为之惊叹。

  1986年的考古发掘，给才参加工作两年的雷雨，同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因为彼时身体欠佳，不得不在家休养，他十分遗憾地错过了。直到1989年，雷雨才正式成为三星堆遗址工作站中的一员。

  而当2020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发掘开始时，雷雨慢慢的变成了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30余年间，他先是接过前任站长陈德安的接力棒，如今，他又将这个重任交到了现任站长冉宏林的手上。一代代的三星堆考古人，用这样的方式，丈量着古蜀文明的深度与长度。

  大多数人认识三星堆的时候，青铜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已经面世。人们明白，3000多年前的古蜀文明，已经有着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这些认识，都是由像雷雨这样的考古学者，靠着发掘与研究日积月累起来的。

  来到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后，雷雨第二次出差就到了三星堆遗址。当时，三星堆遗址并没那么出众，雷雨只是感觉“它的延续时间比一般遗址要长一些”。实际上，在1986年祭祀坑发掘之前，它就曾有过一次让考古工作者另眼相看的时刻。

  1986年左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举行了一次联合发掘工作。这是当时，三星堆迎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考古工作者从典型的地层剖面里，看到了从距今4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的文化层。“那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三星堆遗址主体的文化遗存，可能延续了近2000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雷雨回忆到。这个地层剖面，如今就展示在三星堆博物馆之中。

  而后，一号、二号祭祀坑的发现，意味着这里不仅存在着延续了近2000年的文化遗存，而且在商代晚期达到了高峰。“如此高等级的器物群，伴随着奇特的埋藏方式，我们意识到，三星堆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与中原文明有着很强的联系，更有自己的独特性。”

  在这次发掘之后，三星堆遗址被评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建立“三星堆遗址工作站”。1989年8月，在山东参加完领队培训班的雷雨，顺利加入工作站。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是西南地区成立的第一个考古工作站。正式加入之后，由时任工作站站长陈德安带领，雷雨一边参与祭祀坑以外遗址区域的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一边整理研究1986年发掘的器物，当时这些器物对他来说，“就像是天书一样”。

  而这其中最让雷雨着迷的，还是青铜立人像。如今，这座威严的青铜人像伫立于三星堆博物馆内，仍旧是炙手可热的三星堆代表文物之一。从“出坑”那刻起，作为有机会亲眼看到青铜立人像的研究者，雷雨受到的震撼远超观众。

  因为是考古专业出身，雷雨在课堂上所认识到的商周之际的青铜器，更多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青铜礼器，譬如鼎、觚、爵、斝、尊、罍等等。“书本上从没有讲过中国的青铜文明，有过以人为造型主体的传统。”当看到来自二号坑的青铜立人像，年轻的雷雨意识到，这是超越书本知识的存在。

  迄今为止，青铜立人像仍旧是全世界最高大的青铜人像。整件器物高达2.6米，除去头冠，人身差不多在1.7米左右，仿佛是古蜀人模仿着真人进行创作的一件艺术品。这件迥异于中原文明典型青铜器的人像，让他感到惊异和新奇。

  “我们能够判断的，就是‘他’的地位一定非常高。立人像身着三层华丽的‘衣服’，它所代表的人物，无论是神，还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祭司或神职人员或国王，都一定是当时地位No.1的一个人！”雷雨说。

  从1986年的“一醒惊天下”，到2019年的“再醒惊天下”，这之间，三星堆遗址并未陷入寂静，其考古工作的重点一直在城址考古。

  没有造型奇特的青铜器，平地而起的土埂，却能让考古工作者确认了三星堆城址的面积。“这么重要的两个祭祀坑，一定匹配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遗址。我们怀疑那些高于地面的土埂，就是人工夯筑的城墙。”1988年10月，三星堆城墙被确认。随着勘探和发掘面积的增加，三星堆的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月亮湾城墙，也陆续被确认。人们总算知道了，三星堆城址有着3.6平方公里之大。南方地区夏商时期的最大城址，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城址既已确认，考古工作者又将目光转向城中的格局。2011年至2017年之间，三星堆城址被确认分为若干小城，比如西北部的月亮湾小城，东北部的仓包包小城，以及西南部的三星堆小城。

  2012年，月亮湾小城。已经继任工作站站长的雷雨对早在2005年就已经确认了的青关山一号大型建筑基址做全面揭露。考古工作者在它的旁边，又发现了两座大型建筑，确认青关山地点一直是三星堆古城内高等级建筑集中分布区。

  青关山一号大型建筑基址平面为长方形，呈西北—东南走向，长逾65米，宽近16米，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这也是迄今发现的商代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

  庞大的城址、宫殿级别的超大型建筑、大型建筑、祭祀坑……慢慢的变多的考古成果证明，三星堆遗址应是夏商时期古蜀国的都城遗址。“这个是我们取得的最大的收获或者是认识。”雷雨如此说。

  越是灿烂的古文明，越是带有重重谜题。关于三星堆的讨论和疑问，从1986年开始就从未停止。对此，雷雨认为，这在考古学科中是常见的存在。考古和研究的过程是缓慢的，而目前的考古成果，确实暂不能回复观众的某些问题。“因为考古永远都是有了新发现，才能给予更多的合理解释。”

  而在他的内心中，也有最想要揭开的谜题：三星堆遗址是否有高等级墓葬或王陵？

  目前，三星堆遗址仅发现了一处墓地，也就是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城墙外的仁胜墓地。可是若说高等级墓葬，仁胜墓地尚不能算数，而且年代偏早。尽管有祭祀坑、巨大的城址、大建筑遗迹，但是雷雨认为除此以外，“并未曾发现与高等级祭祀坑相匹配的高等级墓葬，从而体现出一个都邑性遗址应该呈现的特征或要素”。

  能够再添实证的，便是高等级墓葬。“他们的过往或最高统治者死后葬在哪里？我希望，我们的考古发现能够解决这一个问题。”雷雨问到。

  不止是雷雨，许多考古学者都在关注着三星堆遗址的这一动态。可叹的是，目前，三星堆遗址已经经历了几十次的发掘，共约2万平方米的发掘面积，高等级墓葬却始终不见踪影。雷雨在采访中，总结了目前学界的几个观点。

  “会不会是在三星堆遗址本体范围内以外呢？”雷雨提出，如果人类能将视角扩大一些去思考、去调查，比如说往三星堆遗址的上游走，往什邡、绵竹去，或许会有新的发现。而在承续三星堆文化的金沙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3000余座先秦时期的墓葬。“但是这些墓葬，并没有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的高等级墓葬，随葬品都格外的简单。”由此，部分学者开始猜测，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古蜀国资源有限，所有珍贵资源如青铜、黄金等，都献给了神灵。所以他们并不能像中原文明的高等级人群，将大量珍贵的陪葬品带入到墓葬中。

  更有学者“脑洞大开”，或许古蜀人并不实行土坑葬的形式，而是采用火葬或者水葬。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猜测，并未得到考古的实证。

  问题是一个一个解决的。纵然心中有巨大的疑惑，但是三星堆遗址目前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不能停止。

  日前，三星堆遗址公布两项考古发现，即发现玉石器作坊，以及进一步明确了古城布局，又一次引发关注。

  2019年底，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发掘开始准备。雷雨眼看着考古大棚和方舱一步步建立起来。“那时候我都快退休了，还能遇上这么一次高规格的发掘，真的是太惊喜了！”

  这一次的发掘工作，集中国内重要考古研究机构力量，形成多学科合作开放平台，创新了中国大型考古发掘研究的新模式，被称为是“践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生动实例”。

  “尽管有1986年的惊世大发现，但是三星堆沉寂多年，突然受到国内外的关注，这对我们考古人来说，既是动力，也是压力。”作为考古行业从业者，又是一路见证三星堆考古发掘的人，雷雨感到发自内心的自豪。从这一股“三星堆热潮”开始，更多人开始关注到考古，关注博物馆的建设，关心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这是包括雷雨在内的考古人从没想到的惊喜。

  雷雨这样的考古人，主动揽下了架起专业与公众之桥梁的工作：“让文物‘活起来’，这是新的考古人必须承担的一项职能。将这些器物的解读，从专业性、学术化的语境，转化为公众性的阐释，这与以前的工作完全不一样了。”

  而当年轻的成员加入到工作站里，雷雨颇感欣慰。他在采访中特意提到这些每日与古老文明打交道的年轻人们，例如现任站长冉宏林，副站长许丹阳和乔钢等等。“我们工作站领导团队里头最小的是95后，最大的也才85后。他们有很深厚的学术积累以及素养，还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所以对三星堆的考古事业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方面，都会起到我们老一辈的考古人不能起到的作用。”雷雨说，“而我作为‘老家伙’，可完全把工作交给他们了，他们只会做得更好。”

  如今，虽然已不再担任工作站站长，但是雷雨的“三星堆之旅”仍未结束。整理和编写过往考古发掘的报告、参与博物馆展陈方案的审定等等，雷雨说，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与考古成果的展示方面，他还能够“发挥自己的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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