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各位【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人们把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合称为“中国农民的两项伟大创造”。这两项创造的共同之处是，政府官员事先都没想到，完全是农民的自发行动。这两项创造（即改革）不仅使中国农村的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对中国的全面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方面国家的建设投资向工业尤其是向重工业倾斜，另一方面工农业的产品价格比例也不合理，形成了所谓的价格“剪刀差”。这就是说，农产品和工业品进行交换时，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工业品的价格高于它的价值。通过交换，农民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无偿地转向了工业。

  “剪刀差”其实就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的同时，除了缴交“明税”，即公粮，还要上交“暗税”。1976年，种植业的“明税”和“暗税”加在一起，税率超过了20%。而1952年，种植业的税率只有7%。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结果是大同小异的：

  一种说法是，“剪刀差”的相对量1952年为12%，1957年为18.7%，1965年为28%，1978年为28.1%。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前，农业通过“剪刀差”向工业提供了6000亿元的资本积累，这相当于1982年工业固定资产的原值。另一种说法是，从1952年到1989年27年间，国家通过“剪刀差”和农业税（扣除同期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从农业中拿走了7000多亿元，超过了1987年国营工业固定资产原值。

  对“剪刀差”的最低估算是，从1950年到1978年的农业净流出4481亿元。(“剪刀差”流出5239亿元，直接税流出819亿元，共6058亿元；扣除财政对农业投入1577亿元后，农业净流出4481亿元。)

  据（中国统计年鉴》载：1978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为3193.40亿元。就按上述3个数中最低的数算，农业净流出也相当于改革前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1.4倍。

  “剪刀差”剥夺的结果，使每个人民公社平均仅剩下2715.9万元的财产（若扣除地产仅有534万元）；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平均不到1万元；每个农户平均拥有财产不超过550元；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全年收入只有70多元，其中有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年收入在50元以下。

  通过农业积累来发展工业，而且主要是发展重工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国防的需要。农业作出了牺牲，却建立了庞大的国防工业体系：铸犁为剑。

  农民虽然不懂了什么叫“剪刀差”，但他们对“剪刀差”都有直观的认识：搞农业只能受穷，搞工业就能致富。后来总结为“无工不富”。

  从这里他们找到了一个对付“剪刀差”的办法：拿起“榔头”来对付“剪刀”，自己也搞工业。

  也就是说，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在严酷的价格“剪刀”下，为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进行的“自卫战”。

  这是中国乡镇企业产生的最终的原因。顺便说一句，以后的农村产业体系调整也是农民对付“剪刀差”的手段，即少生产“剪刀差”大的产品，多生产“剪刀差”小、没有”“剪刀差”的产品。

  乡镇企业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劳动力剩余，大量剩余劳动力要找出路。这是人口密集的东南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得较快的原因之一。江苏省南部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亩左右，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劳动效率大幅度的提升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更突出。而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一矛盾就更为尖锐：到70年代末，光是苏南就有上百万的农业劳动力要找出路。

  从发展渊源来说，中国的乡镇企业起源于社队企业。从1958年开始，在人民公社里办了一点工业，从事农机具修理和农副产品加工，这种工业实际上很少生产进入市场的商品，其运行机制也不是企业性质的。所以，它长期得不到发展，长期处在无声无息的状态。线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农民自己的创造。

  所以，中国的乡镇企业完全是农民自发搞起来的。他的发展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在计划经济的思路下，人根本不可能想到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叛。因此，用4个字来描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对计划经济来说，乡镇企业的确是一支“异军”。

  这支“异军”一出现，就和“正规军”发生冲突。这里说的“正规军”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与此同时，代表“正规军”的管理体制、意识形态，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新生的乡镇企业形成一种压制。

  “统购”时压低农产品价格，然后低价出售或分配给城镇居民和工业公司，以此来降低企业的工资成本和原料成本，产生超额利润，再通过上缴利税的形式把这笔超额利润交给财政，使之成为工业建设资金。

  中国农村的改革初期，不管其形式如何，其实质是向农民“让步”，对过去的剥夺进行补偿，让农民休养生息。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休养生息制度。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进行自我补偿。接下来就要在流通方面，即在购销方式和价格这一块向农民“让步”了。

  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迫在眉睫。1976年，全国1296个生产队的6种主要粮食成本加农业税，平均每百公斤是23.2元，而当时平均“统购”价格才21.5元，低于成本1.7元。不少地区的农民劳动一天只有三四角钱。

  1979年3月1日，是中国农民十分高兴的日子。国务院决定，粮食“统购”价格提高20%，超额收购的由原来按“统购”价加价30%改为加价50%。这样，全国6种粮食的统购价格，提高了20.1%,第二年又提高了8.1%。

  据国家物价委员会办公室测算，1979年农民因价格提高而增加的收入为129.2亿元。

  在当时，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1979年国家财政收入总共才1103亿元。农民手上的钱一下子多起来了，城里一时出现了农民富起来了的各种传说，城市的日用工业品在农村的销路也打开了。

  农民除了改善生活以外，还可以买一点简单的农机具。当时有记者在天津一家生产水泵的工厂采访，一种适合小块耕作的小水泵十分畅销。为满足包产到户后农民的需要，工厂加班生产，还是供不应求。可惜好景不长，不出几年，工业品涨价，特别是农用工业品涨价，不仅把1979年和1980年给予农民的好处全抵消了，还造成了新的“剪刀差”，以后是农产品和工业品轮番涨价。这种轮番涨价，实际是城市利益和农村利益的“拉锯战”。这是后话。

  农产品低价政策和“统购统销”，是一把“三刃刀”，一方面剥夺了农民，另一方面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还造成了城市经济和工薪阶层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

  城市职工享受着低价格的农产品，实际上在享受着一种补贴。在1979年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前，这种补贴是农民给的（国家只承担流通过程中的一部分。1978年国家用于粮、油的财政补贴只有32亿元)，它暗藏在价格里面，是“暗补”。

  1979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后，城市职工的工资没有提高，国家不能提高粮食销售价格。所以，国家只好高价购进，低价卖出，有一部分的“暗补”就由国家财政承担了。

  从此开始了由国家和农民共同负担对城市居民的“暗补”，国家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这是改革以来财政连年赤字的原因之一。在这期间，由于“剪刀差”还没有消除，农民还继续承担一部分“暗补”。

  农民强烈主张取消，但城市职工和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国家只能兼顾城乡利益，采取折中的办法，逐步推进。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国家先减少了“统购”和“派购”的品种。

  198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1984年中央1号文件又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

  到1984年底，统派购品种从1980年的183种减少到38种(其中24种是中药材)。实行了32年的“统购统销”开始瓦解。

  1985年，“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取消。国家不再对农村下达指令性的收购计划。而是采用“合同定购”的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

  所谓合同定购，就是在播种季节前，国家商业部门和农民签订订购合同，确定按定购价格向国家卖多少粮食，收获后按合同执行。订购以外的粮食，农民可以自由上市。如果市场价低于定购价，国家就敞开收购。

  但是，合同定购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困难。订购价格低于市场行情报价时，农民不愿签订合同。政府要同一家一家农户签订合同，工作量太大。正好这一年粮食减产，市场行情报价和合同价格差别拉大，政府无力提高合同定购价格，使合同定购更难实行。

  政府一方面同农民签订收购合同，而农民这方面缺乏足够的可靠性；政府另一方面还通过“统销”的方式向城市供应粮食（当时“统销”粮食占社会商品粮总量的80%)，这一头的数量和价格基本上没有弹性。

  因此，1985年底，中央提出了“逐步缩小合同订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的新方针。订购数由850亿公斤减到750亿公斤，再减到600亿公斤，最后稳定在1988年的500亿公斤。这是所谓“稳一块，活一块”。这种方针就是粮食收购的“双轨制”。

  在定购这一块，农民一定得完成；农民完成定购粮以后剩余的粮食，农民可以按市场行情报价出售，这一块就放活了。

  为了补偿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之间的“剪刀差”，国家又实行了“三挂钩”政策。即把粮食订购和化肥、柴油销售3者挂起钩来，用一定量的平价粮食可以交换一定量的平价化肥和平价柴油。

  在一定时期内，在粮食收购上国家和农民不可能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商品交换，政府必须用行政手段取得一部分粮食。实行“双轨制”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过去，水产和水果都很短缺，放开以后，生产就大幅度上升。改革前，城市每人每月凭证供应半市斤咸带鱼，到了90年代，就满街都是活鱼了，肉类的生产也增加得很快。从1950年到1980年30年间，全国平均每人只增加了50克肉。从1980年到1984年，全国平均每人增加了500克肉。

  乡镇企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缝隙中生长出来的。这条缝隙是农民千方百计地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岩层里挤出来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它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分配。例如，国家下达某钢铁工厂生产100万吨钢材的任务，产出以后由国家统一收购。国家再将收购上来的钢材分配给以钢材为原料的工厂。这些钢材的价格和工厂之间相互付款仅仅是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并不代表工厂之间的买卖。

  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工厂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那时，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只能分配，不能买卖。哪些工厂能分配到钢材呢？只有纳入了计划内的工厂才能分配到。农民自发办工业是不可能纳入计划的。

  在当时，农民办工业是很难、很难的。他们得不到办工业的门槛：原料、技术、设备，资金。

  所以，农民办工业只能在已有的条件下起步。而砖瓦业常常是乡镇企业的起点：用手工做砖坯，用土窑烧制，烧出砖瓦用手推车送到城里去卖，然后买回一点简单的机械，投入生产后稍稍扩大一点生产规模。在有石灰石资源的地方，农民就烧石灰，或者用小窑制水泥。这也是办乡镇企业的一种起点办法。人民公社时建立的小型粮食加工厂和农机修理厂也是某些乡镇企业的雏形。

  对于靠近大城市的农村，他们不满足于这种低层次的建材工业。为国营工业加工零件是他们理想的选择。正好国家要求大工厂实行专业化协作，要把一些原先由自己生产的零件扩散出去，农民则通过种种渠道、各种手段取得加工这些零件的权利。

  当然，这是简单的粗加工，如生产铸件毛坯、电子科技类产品的铸塑件的粗加工等。农民在取得加工零件的权利的过程中，送礼甚至行贿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这是农民挤进工业领域的“润滑剂”。一些工厂的主管人员自然也得到了不少好处。于是，城市的污染和噪音开始向农村转移。不过，那时人们把“烟囱林立”和“机器轰鸣”当作繁荣的表现。对农民来说，和贫穷相比，污染算不了什么。

  以上情况出现在70年代中期。到了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积累了一些资金，农民开始办自己的工业了。农民办工业的一个先天条件是，国家计划留下了很多需要填补的空隙。

  例如农民盖房子需要钢材，国家不给供应（因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有些小商品国家没有安排生产（计划机关不可能考虑得那么周到)。于是，小轧钢厂，小机电厂，小纺织厂，小化工厂，小食品厂等就应运而生。

  他们的起步资金一部分来自生产队的集体积累，一部分来自农民集资。那时银行是不给他们贷款的。天津市静海县的大邱庄就是靠办一个小型轧钢厂起家的。

  大队党支部书记禹作敏起用了能干的刘万明，刘是1960年下放回来的，他原来在天津某轧钢厂从事设备管理工作。刘万明利用大队凑给他的10万元钱，低价从天津某轧钢厂买回一些旧部件，串成了3台轧钢机，当年就赚了27.5万元。第二年又赚了60万元。

  农民办工厂时由于没经验，由于产品方向选得不对，常常是今天开业，过了不久不得不关门，再找门路开业，再关门。农民把这种工厂自嘲为“开关厂”。

  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后，就和国营工业展开了竞争：争原料，争市场，争技术。早期的乡镇企业没有竞争实力，只好采取一些其他手段。如为得到原料，就和掌管原料的官员搞好关系，请客送礼是常有的事。

  当时，有记者到天津大邱庄采访时，看到餐厅里不停地为来往业务人员免费供应丰盛的午餐。大邱庄还经常给掌握原料分配权的官员送礼。

  这个村庄的领导人禹作敏对记者说：“送的都是农村的土特产品，不会让他们犯错误。”

  的确，那时人们的胆子还不大，没再次出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那种大宗行贿受贿的情况。然而，这些做法也引来了人们对乡镇企业的种种批评。

  不过，乡镇企业的原料其实是靠用物资换物资。当时称之为“计划外的物资协作”。

  例如，农民用自己超产（超过收购计划的那一部分)的棉花拿到城市去换钢材，或钢厂拿自己超产的钢材去换自己急需的木材。当时城市副食品比较短缺，农村就用自己生产的这么多东西到城市去换原材料。

  在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的江苏省，1978年计划外协作的物资占全省物资总消耗量的比重：钢材为23.6%，煤为19.9%，木材为22.2%。

  “这是省里统计的数字，实际计划外协作的比重要大得多，因为地、市、县自己协作进来的物资统计是不完全的，例如单是苏州地区消耗的煤，就有三分之二靠协作解决。”

  今天看不出这些数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是，在当时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这说明了在国民经济计划中打开的一个很大的缺口。这很自然地引起了方方面面的指责。

  认为这样的做法冲击了国家计划，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助长了不正之风，带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等。当时的报刊上就经常有乡镇企业“以小挤大”，“以集体挤国营”，“以落后挤先进”等等指责。

  1982年有记者在苏州采访了当时苏州地区乡镇企业局长潘水。这是一位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老干部。他向记者倾诉了满腔苦水：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工业记者，不要再写“以小挤大”了。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曝大厂中年男子失业的真实状态：伴侣所在地产公司半年未发工资，家里充斥火药味

  回应外界呼声，空军新闻发言人：在适当时机和场合会有更“牛”的重器利器露面

  美媒：美国逾20州表示，若在总统选举后收到要求，愿向华盛顿特区派遣国民警卫队

  上海地铁一老人强势要求女孩让座，女孩表示身体不适，邻座男生：不想让就不让

  《编码物候》展览开幕 北京时代美术馆以科学艺术解读数字与生物交织的宇宙节律

  Intel酷睿Ultra 9 285H性能首曝！单核不敌AMD锐龙AI 9 HX 370

  十铨丰富 T-FORCE RT 系列，推出 120\140 无光扇和 140 ARGB 扇